他们抓完全部人以后，给我们每个人摄像，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名字、国籍。这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平时看的电影片段，意识到我们可能是作为人质被绑架了。这时我决心一定要跑。
我预先设定了逃跑的路线，从哪儿跑，怎么以最快的速度，怎么用一些遮蔽的物体和帐缝挡住自己。我把一只脚收起来，改成单腿跪着。三个恐怖分子推弹上膛，一起开始扫射。就是极度恐惧的一刹那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：宁可跑着被打死，也不能跪着被击毙。我站起来做了一个后击的动作，然后沿着我设定的路线开始跑。子弹打在地上，炸起来的土打在我的屁股上、背上、手上，感觉中了好几弹，可当时只是想着一鼓作气把前面这段路跑完，也下意识地做了一些规避的动作。尽头是一个雪坡，底下是冰河，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躲在两个大冰柱子中间。那时候我很清楚，人失温会发抖，直到丧失生命。我只能回帐篷区找衣服。我不停地爬，让身体热起来。看到那些人在营地一角，戴着头灯，不知在说什么。我匍匐进帐篷里，本想找件衣服穿，可是看到了卫星电话，一按就响，我一慌，拿起电话就冲出帐篷跑了。
我不能打电话给我母亲和爱人，她们不仅不能帮我，还会担心。我就打给我的同事：发生了意外，不明武装分子对我们扫射，我的两个哥们儿可能已经死了。赶快报警！我迅速说完这些就把电话挂了。同事不停地打报警电话，公安部门把这个情况不停地上报。
我再回营地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灯光了，漆黑一片。我不敢确定他们有没有撤，要再冒险回去把衣服穿上。我五厘米五厘米地挪动，慢慢地爬，爬进帐篷，确定没有动静后，轻轻地穿上我的衣服，补了水，把所有的装备全部带齐。我想看看会不会还有活着的人，就爬到了当时开枪的地方。我在那儿静卧了三五分钟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顺着每一个人仔细摸他们的脉搏，确定他们全都不在了。我跑到了可以360度俯视整个营地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天蒙蒙亮，我在背包里找出通讯录，给我妹夫打电话。我让他把我的名字、出入境时间报到外交部，由外交部协调。打完这通电话我如释重负，就在那儿等。在等待救援的近八个小时里，我一直拿相机的变焦镜头看着营地，直到第一架直升机从山谷里驶来，跳下六个全副武装的人，然后直升机一架接一架飞来。我把羽绒服反过来穿，红色穿里面，黑色穿外面。直到确认他们是来救我的，我才敢现身。他们迅速把我包围起来，确定我的身份。
验明了身份以后，他们如获至宝一般把我保护起来。这时候有一个指挥官拿了一个卫星电话给我，里边的声音说：“京川，你辛苦了，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。”他用了一个“京川”，把我当时惊恐的情绪安抚住了。接着他说：“祖国人民都非常关注你的安全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，我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等着你。”大使像家人一样传递非常柔软的信号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一个人在孤独无助时得到的帮助是多么珍贵。在大使馆洗澡的时候，我头上有血流下来，这才发现头顶上被子弹擦出了五六厘米的槽，因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，我一直没有发现。
“我们十个小时没有喝一滴水”
我爷爷是一个老红军，在战争年代从士兵、排长、连长、团长、师长、军分区司令一路打过来。爷爷从小对我们说，有些时候敢和不敢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，你一定要有血性去面对。他作为一个老兵，出生入死打了几百场仗，身上四五次负伤，有资格说这句话，他在家里面有这种威望。
爷爷去世前半身偏瘫了，其实就和他的血性有关。他坐在书房里看书，滑倒了，半个身子被椅子压着。家里有警卫员，有阿姨，可他一句话不说。一个小时后警卫员去续水时才发现，赶紧送医院，可是因为被压的时间长了，就偏瘫了。他就是这么倔强，当时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求救，现在能理解了。对于他来说，寻求别人的帮助是他心里的一道坎，他过不了自己的坎。最后的日子里他行动很不方便，每一次整理床铺的时候，我干脆把他一把抱起来。他看我的眼神里有疑惑，有不甘心，有落寞，我能感觉到他不愿意这样走完最后的路。爷爷的遗体火化以后，骨灰里有四五块弹片，这对我是无形的教育。
我儿子到五六岁前性格很温柔，很软弱。我就开始教他跆拳道、登山、皮划艇、徒步，密集地“轰炸”他，不停地带他行走。一开始他不喜欢，觉得很痛苦，我要不停地给他做思想工作。他九岁的时候，我们在库姆塔格沙漠徒步，因为迷路，我们十个小时没有喝一滴水，我儿子歇斯底里地喊：“爸爸，你把我埋在这儿吧！”确实很痛苦，但是他挺过来了。
我觉得，人生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现在吃的这点苦以后会成为人生的财富。现在我留给儿子的这些财富没有人能够拿走。我希望他做一个有胆识、有魄力、有勇气的人。
李雪源据央视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节目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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